【202* 创意台历】-2021创意台历设计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2.“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 .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 .“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 .景区何时摆脱“门票经济”依赖？

* .律师“碰瓷”不能查清了事

7.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种“大数据思维”

* .旅行社的票从何而来理应明确交待

9.“尾气检测”怎么成了“金钱检测”

10.终身追责专治“期权腐败”

11.削减文艺评奖让文艺不再“名利”

12.高龄农民工何以慰藉残破的夕阳

1* .“应急车道之堵”验证救护惩戒机制效力

1* .治理不合理低价给旅游市场吹来清风

1* .“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

1* .最大的伪装是对权力的“伪监督”

17.霸气“恶导”是如何炼成的？

1* .边界越清晰，规则意识越易养成

19.1* 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

20.“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

1.无知的歧视才是最可怕的“乙肝病毒”

堂吉伟德

吴昕怡，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 年* 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 年12月* 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 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月* 0日《新京报》）

尽管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多是“血液、性交和母父婴传播，以及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密切生活接触传播”，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处一室、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然而，基于对乙肝知识的不了解，以此由此产生的歧视，才使得乙肝携带者被视为异类，甚至被当成“不可接触者”而受到排斥，让其背负了过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在被人为孤立的情况下，被社会抛弃者若心态不够坚强，其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之路。

歧视来源于恐惧，恐惧又来源于无知。因为对乙肝的认识不足，从而才有了“谈之色变”的恐惧，并对乙肝病毒感染或者携带者避而远之。很多人歧视乙肝或者艾滋病患者，就是基于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不足，对其安全性没有把握，于是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方式，人为将其孤立起来。比如学校让感染乙肝病毒的学生住单间，保护反成了最大的伤害。这种如同瘟疫的隔离，也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被限制在主流人群之外。

科学素养不足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 0年代末的水平。无知的恐惧，无孔不入体现在各个层面，即便连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窠臼。包括政府在内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招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都对乙肝携带者或者患者给予了拒绝。当然，这样的恐惧与认识，并非与生俱来而属于医学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有以此结论作为基础，然后才能开展常识性的宣传和普及，让公共政策迈出第一步后去实现破题。

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先知”的超前性，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性的情况下，不能以“有可能存在传染”，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现偏差和歧视。虽然像女大学生这样自杀的案例还不少，但公众对于乙肝的认识发生了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由之前的抗拒者而转身为呼吁者和接纳者，同时政策层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比如在高考、公考和就业方面，“不得强制要求检测乙肝项目”已成一种规制，并以此推动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迅速跟进。

但必须承认，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和改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待于做好长久之功。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歧视，还得从解决无知和消解恐惧上下功夫。因而，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依然是解决乙肝、艾滋病歧视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的最终出路。

2. “以生为本”怎能遭遇“无能为力”？

郭文婧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刘佳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可她通过自己的身份证号在网上查询，却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原来学校录取她时采集的身份证号有误，是个错误的身份证号。毕业证成为一张废纸，找工作屡屡碰壁。学校也为她着急，可是表示无能为力，无权修改信息。（* 月2* 日《法制晚报》）

这年头，谁都不想摊上事儿，高校也不例外。对于已经毕业了的学生，除了可以沾光的荣誉，或者以校友身份捐款，面对因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错误而焦急万分的学生，学校的“无能为力”四个字，呈现了“常回母校看看”的几多虚伪、几多矫情。反正，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母亲，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想孩子之所想、急孩子之所急、做孩子之所需，即使是真的无能为力，也不会忍心将“无能为力”破口而出。

错误总是需要改正的，办法也一定比困难多。是的，高校确实无权随意修改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信息，但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是有权修改的。教育部要进行修改，也得首先确认以前采集的信息确实有误，需要从源头提供证明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就读的高校，不仅有义务告知学生更正的程序，更有义务协助学生提出申请和提供相关证明，怎会“无能为力”呢？

明知可以为，却告知学生“无能为力”，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按照笔者所熟悉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的工作，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至少有三次可以发现和更正错误信息的机会。第一次是新生入校后的入学资格复查，发现错误后，学校会及时与学生生源地省级招办复核，省级招办负责办理并补报教育部更正，并将复核结果及时反馈学校。第二次是新生正式取得入学资格后，学校要通知学生上学信网查询校对学籍注册信息，第三次是毕业前的图像信息采集、毕业资格审查与毕业生信息核对，发现有误，都可提出来要求更正。

刘佳同学的身份证号，除了前两位和生日数字无误之外，其他均是‘0’，学校在入学资格复查时，理应发现这个疑点并进行复核。该发现却没有发现，这一个细节实际上已经反映出学校相关工作的“认真”程度，我们也可以估计学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也就明白了学校“无能为力”的原因所在，就是学校不愿意承认工作疏失，更不愿意承担因工作疏失造成问题的责任。

当然，由于该身份证号码来源于录取时招生部门采集的考生有效身份信息，在刘佳同学高考报名、打印发放准考证、高考证件信息核对等环节，也理应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要更正刘佳同学在学信网上的错误信息，也少不了高中就读学校、教育局、招办、考试院、公安局等单位的协助，甚至有可能追究责任，所以这些部门不愿意配合高校进行错误信息更正。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也可能确实“无能为力”。即使是这种情况，学校也可以告知刘佳同学，可咨询学信网的客服，可通过行政申请、甚至是行政诉讼来要求更正。

实事求是地说，刘佳同学也是够糊涂的，居然到拿到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后，才发现自己的信息有误，可见她平时对自己的事情也是不认真、不够负责任的。而她的不认真、不够负责任，也许正是学校长期“无能为力”的教育熏陶的结果。如今，整个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学校更是强调以生为本，尽管有学生自己的责任，但更多的是相关部门、学校自身的工作失误，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一句“无能为力”岂不让“以生为本”难堪？

问题来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包括“以生为本”在内的所有理念与口号，既体现在平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更体现在面对问题时的作为上。对学校来说，学生为本，不能只挂在嘴上；对其它学校来说，也当以此为鉴，包括学籍管理在内任何关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的事情，都马虎不得；对刘佳同学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应该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任何事情，首先都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能总是指望别人对自己负责。

* .电话诈骗何以敢在局长头上“动土”？

薛家明

* 月29日，广州市副市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谢晓丹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一名记者投诉早上收到自称广州市公安局某分局打来的诈骗电话，谢晓丹借此爆料，自己局长办公室的座机也经常接到诈骗电话。据他透露，广州市公安局将出台“一揽子”防诈骗举措，开展针对信息诈骗的专项打击行动。（* 月* 0日《南方都市报》）

在记者与公安局长的一问一答中，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如今诈骗无孔不入，甚至敢在公安局长的“太岁头上动土”。二是，骗子的手法，虽不断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公安机关早就对这些诈骗路数摸得门清了。但言及于此，每个人都不禁会问，既然骗术早就没有秘密可言。可现实中，公安机关为何任由骗子嚣张？

到底是什么助长了骗子的嚣张？还需先让事例说话。201* 年7--11月，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先后被骗* * 万多元。颇让人玩味的是，在被骗走7万元的时候，刘先生已经意识对方有问题。可他却选择继续被骗，原因很简单，“才这么点钱，公安应该不会管的，干脆就赌一把，把数额弄大一点。”刘先生任性被骗，可能只是个案，但这也是相关部门不给力的现实投影。试想，如果公安机关对每一起网络诈骗，都给与足够的重视，刘先生用得着兵行险招，把骗局做大么？

当然，“案值”较小的诈骗案得不到重视，也与基数大有关。据统计，仅今年1至* 月,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共接到网络诈骗报案* 920例,报案总金额高达1772.* 万元。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想象，加上其它诈骗，以及未报案案件，全国诈骗案件总量肯定是个“海量”数字。囿于有限的警力，公安机关也只能抓大放小。

但“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对小额诈骗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诈骗分子的疯狂。试问，“小打小骗”驾轻就熟之后，突然有一个机会，能骗几十万，骗子会收手么？结果只能是越骗越大，最终害人害己。而且，经小“案值”诈骗练手之后，骗子的演技会越来越逼真，达到戏霸的程度。这也是，“我是你领导”“社保卡出问题”“你家人生病”等老掉牙的骗术，依然能够“钓”人上钩的重要原因。可见，“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丛生，也是公安机关对小额诈骗放纵的恶果。

当然有人会说，诈骗案件丛生，杂糅着多方面因素。比如，电信公司、银行的长期“视而不见”。试想，电信公司对手机号码实名制执行的严苛一点，对诈骗号码封杀的及时一些，银行假若多科普一点银行卡使用技巧，骗子们的犯罪门槛都会提高很多。但任何事都不能因过程变复杂，就推卸掉担当。公安机关不能因为案件多、侦办难，就推卸掉担当。

目前，广州市公安局已推出“一揽子”防诈骗举措，但不重视再好的举措，也出不来。以110设防诈骗专线为例，假若机位不够，电话长期占线、无人应答，对防骗而言，又有何益呢？因此，要让防骗举措出实效，相关部门就要百分百的重视起来。也唯有真抓实干，“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才不会继续到“局长头上动土”。（

* .“部门利益”何时不再是改革阻力？

何勇海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近日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 －201* ）》显示，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中梗阻”现象，近六成接受访问者认为“部门利益作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 月* 0日《南方日报》）

这份报告的副主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样的调查结果发人深省”，“这个调查佐证了多数人对本轮简政放权，可能出现‘中梗阻’的担忧”。确实，国务院近年来在大刀阔斧地简政放权、激活市场，这些改革大多数要靠地方落地，地方如何落地收效，是改革最终能否成功之关键。当部门利益成为地方改革阻力，改革出现“中梗阻”绝非危言耸听。一旦出现“中梗阻”，改革就会出现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等问题。

举个“红顶中介”的例子。近年来，一大批审批事项本被取消或下放，地方相关部门不能把控着审批权而敛财了。然而，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相关部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下属单位，或直接指定的中介机构同，或有利益输送关系的中介机构），却悄然从政府部门手中接过本被取消或下放的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致使百姓和企业需面对的审批与收费有增无减。这样的改革，可谓是走了样、变了形。

要提升改革“含金量”，首先要突破改革“中梗阻”，而要突破“中梗阻”，首先要去除部门利益。去除了部门利益，才能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事实上，部门利益成地方改革阻力，这是不难想到的多年顽疾，决策层旁敲侧击了多回。比如前几日，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去除部门利益关键要真正动刀。一者，要制定各级各部门权力清单，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使各级各部门真正做到“到位不越位、无事不插手、有事不放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二者，必须对“红顶中介”之类的所谓第三方事项进行清理，该砍掉的坚决砍掉，不能砍掉的推进产权改革，使之不再依附于行政权力，成为简政放权后的“二政府”。

最关键的是，要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监督，对“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露头就打，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自会形成巨大的改革阻力。对这些部门中的官员，为了部门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在简政放权等改革中能拖就拖、阳奉阴违，搞“假简政”与“假放权”等把戏，致使改革效果难以取得群众满意，则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当他们的前程利益远大于部门利益时，自会作出明智的选择，确保政令畅通。

* .景区何时摆脱“门票经济”依赖？

叶祝颐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月* 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 年底，中国共有1* * 家* A级景区，门票平均价格达112元。报告指出，中国* A级景区的门票价格以100-200元居多。近三年27家* A级景区门票涨价。（* 月* 0日中国新闻网）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规范景区门票价格。利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另行收费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项目价格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体现公益性，严格控制价格上涨。国家旅游局今年* 月还宣布将在全国景区系统开展“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创建活动。然而，从社科院的报告来看，景区门票纷纷涨价，* A景区门票均价高达112元。这对于想亲山水、远尘埃，舒缓疲劳神经的民众来说，是一条大煞风景的坏消息。在我看来，景区门票即便过了三年涨价解禁期，也不能想涨就涨。某些地方不对公共景区进行财政投入，却把公共景区当成摇钱树，这些景区的价格还信得过吗？

其实，旅游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吃、住、游、娱、行、购”等六大旅游要素中，门票只是旅游经济的一个环节。景区门票价格低廉或者不卖门票，将大大提升景区周边人气，带动周边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重利好。从促进旅游消费、拉动旅游经济的角度讲，门票优惠根本不会亏本，还可以为景区赢得公益美名。比如杭州西湖免费开放虽然减少了门票收入，但是拉动了地方综合旅游经济，赢得游客青睐，根本无损旅游经济效益。过高的门票价格吓跑游客，不利于吸引游客，更不利于旅游产业长远发展。表面上看是赚了一把，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从景区的地位与归属来看，不少景区是大自然的恩赐，有的还是著名文化遗产，是国人共享的名胜财富。地方只是这些公共景区的管理者，并非所有者。既然是公共景区与文化遗产，就应具有公益属性与社会功能，不能单纯以门票论价值，陷入无休止涨价的误区。而且景区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像自来水、天然气那样牵涉到当地民众的利益，还直接影响外地游客利益。而按行业惯例，景区往往会出台多种优惠措施补偿当地游客，比如门票打折，推出月票、年票等等。受门票涨价影响较小的群体参与价格决策，而真正要多掏腰包的外地游客却被排除在听证会之外，景区与地方关门涨价，难言公平。

相对于国人的收入水平而言，当前国内景区门票价格已经很高了。社科院的报告显示，“除主题公园外，欧美日韩等国家知名景区门票价格大多低于中国。”比如，法国卢浮宫的成人门票价格为11欧元；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为* 欧元；以色列国家公园门票一般为10~20谢克尔，最低为* 谢克尔（1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 元）；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免费开放；人家低价甚至免费吸引游客，我们的门票价格屡创新高，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的确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不仅地方政府与景区要权衡涨价利弊，增加对公共景区的财政投入，摆脱“门票经济”依赖，拿出诚意让利于民；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也应该对哪些景区属于公益景区，哪些是商业景点，做出明确界定，把景区门票列入民生价格监督体系，建立合理的景区定价制度，有效遏制景区随意涨价，推动公共景区回归公益本质，吸引更多人外出踏青观光，欣赏美丽中国，促进旅游行业健康发展。

* . 律师“碰瓷”不能查清了事

朱永华

昨天上午，北京高院、北京律协、通州政法委、通州公安分局共同组成的吉印通 调查组，就崔慧律师反映被法官和法警殴打一事召开新闻通报会。吉印通 调查组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不存在通州法官赖秀林殴打崔慧和庭长杨宇指使法警殴打崔慧的情况。发布会上还公布了相关监控和执法记录仪录像（据* 月1日《京华时报》）。

律师到法院办案反遭法院法官、法警的两次殴打，这样的新闻一曝出，想不引发舆论关注都难，自从上月1* 日有媒体爆出北京恒清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慧自称* 月2日她在通州区法院办案遭该院执行局法官和法警的殴打，致使眼部、面部、肢体等多处受伤后。不但引起各大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代言人，居然会对同样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而且还是女律师大打出手，更让不少人对于法院法官的职业素质和法律公正产生担忧，人们也迫切希望相关部门通过调查用事实来还原真相，给公众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

平心而论，无论是这次调查组的构成还是出具的调查结果，都足以让人心服口服，调查组除了有北京高院、通州政法委、公安局之外，还有当事律师的“娘家人”——北京律协，这样的架构组成任何一方都没法进行“袒护”，确保了调查结果的公正性；而最后出具的调查结果，虽然文字不多，但毫无剪切的监控视频和现场执法记录仪的完整记录，即使目不识丁，也能看出“律师被打”真实情况，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所谓女律师在法院被法官、法警两次殴打，实质上不过是女律师的有意“碰瓷”，法官、法警在整个过程中，不但表现的非常理性、规范，面对女律师的蛮横和咄咄逼人，相信很多自认为有良好修养的人，都难以克制“动手”的冲动，然事实上，法官、法警非但没有殴打女律师，女律师借机“碰瓷”并大哭大闹，更被监控和执法记录仪拍摄的一览无余。

公正的调查结果，在给还原事实真相让社会公众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让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法警所谓殴打律师事件得以澄清。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就此画上句号，不但对“蒙冤”的法官法警乃至整个法院系统有失公平，也难以让社会公众信服。本来，在女律师自曝遭受通州区法院法官法警殴打之后，从北京高院对此事的表态中就能看出，一旦查清情况属实，当事法官、法警肯定会受到严肃处理，然现在情况明了，当事法官法警非但没有像女律师自曝的那样对其殴打，反而是女律师有意“碰瓷”，对法院法官法警进行恶意“栽赃”，也是有意给法官法警队伍乃至法律“抹黑”。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当事人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而是熟知法律条款并与法官一道共同维护法律公正的执业律师，也最懂得并非常善于运用法律，如果缺少法院监控系统和执法记录仪对其故意“碰瓷”有完整的视频证据，无论调查组如何客观公正的做出调查结果，既难以驱散公众心目中法官法警殴打女律师的疑云，更难以彻底去除法官法警“打人”的嫌疑，扣在通州区法院法官法警甚至法院系统头上的这个“黑锅”恐怕怎么都难搬掉，对于女律师对法院甚至法律的这种“碰瓷”行为，显然更不能局限于“查清”了事，尤其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北京律协，更应当对崔慧律师给予相应的处罚。

我们都知道，执业律师比包括司法系统专业人员更善于运用法律的一个群体，有时候甚至职业法官更懂得规避法律风险，保障法律公正需要整个社会尊重律师，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就能超越法律，尤其是对于极个别律师的不轨行为，法律更应当对其特别“较真”，很显然，自曝被通州法院法官法警殴打的女律师，其行为不仅明显违反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更涉嫌恶意诬陷，让这样的人继续从事律师执业，同样也是给律师队伍“抹黑”，北京律协及相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处罚，也必须让其受到处罚。

7.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种“大数据思维”

胡印斌

* 月2* 日-29日，201* 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将在贵阳举行。据披露，贵阳地质构造稳定，信息网络设备“安全系数”很高；电价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贵阳富氧离子含量很高。此外，贵阳还是贵州主要的人才集聚地，具有人才优势。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贵阳是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首选。

其实，除了这些“硬件”优势之外，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方面，贵州还有一项值得大书一笔的“软件”优势，即较高的政府透明度。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 年法治蓝皮书》显示，贵州省政府透明度综合评分7* .* 分，比上年提高1* .* 9分，在全国排名第12位；其中“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指标90分，列全国第2位。

另据贵州省政府* 月* 0日公布的《20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去年，贵州省省、市、县三级政府及部门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 1.* 9万条，同比增长20.* 7%。这些信息涵盖了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信息。

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的偏僻省份，却拿出了一份亮眼的政府透明度“成绩单”，让人略觉意外的同时，也不免大开眼界。

这表明，当地政府多年来戮力打造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经济落后的原因可能很复杂，特别是会受制于历史、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则在于政府治理。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一项产业如大数据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政府透明度至关重要。不仅意味着公开更多的政府信息，也必然指向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权力运行，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较高的政府透明度，既是大数据发展的“因”，也应该是大数据思维的“果”。有了这样一个较好的底色，固然可以促使贵州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但反过来，这种基于开放、互动、共享的大数据思维，也必将让贵州受益匪浅。也即，政府信息越是公开透明，则地方就越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得先机，获得发展。

毕竟，与传统产业相比，大数据产业需要更高效、更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同时，也要求打通政府与社会的壁垒，实现更便捷的横向交流与互动。如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思维中，将很难适应新的业态发展。

当然，政府的公开透明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值此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瞬息万变的信息，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的政府信息涵盖全社会信息的* 0%，它既是公众了解政府行为的直接途径，也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政府主动积极推进信息公开，本身也是“大数据”思维的体现，能够让民众以及市场主体直接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贵州省这些年来致力于提高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下大力气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加大发展大数据产业，必将事半而功倍。

功夫在诗外，提高政府治理透明度，将大数据思维运用到日常施政中去，必将推动贵州省实现跨越式发展。贵州省此前亦表态，将完善“云上贵州”公开平台，推动大数据在信息公开领域的应用。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贵州而言，数博会不只是一次契机，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

* . 旅行社的票从何而来理应明确交待

堂吉伟德

临近五一假期，北京开往全国多个城市的火车“一票难求”。对此，有网友称“放假回不了家就报旅行团”，因为“他们能拿到票”。对于拿票的途径，有旅行社称车票系某铁路局预留的“计划票”。对此，北京铁路局表示，不存在铁路部门预留车厢再允许乘客拿身份证买票的情况。12* 0* 客服也表示，没有查询到任何“旅行社和铁路部门有合作”的规定或文件。（* 月1日《新京报》）

这边一票难求，那么一问既有，同样是买票，何以旅行社可以“曲径通幽”。对同一个疑问，旅行社说与铁路部门有合作，而铁路部门对此“一否了之”。问题是，若没有合作关系，又何以会让旅行社轻松拿到票？虽然“根据相关规定，旅行社可以申请团体票”，但这种团购不过是将购票计划提前，且必须提供身份证明，何以会同步拿上其他购票者拿不到的票？

吊诡的是，诸多说法的自相矛盾与颠倒，再度证明“旅行社能拿票”的现象中，有着不寻常的利益关联，也有着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按理说，实施12* * 0网络实名制销票方式，就是要防止内部的截留，也避免给黄牛预留空间。然而，时至今日，黄牛依然打而未绝，而旅行社拿票又开辟了另一个通道，无怪乎你无论怎么排名购票，最后都是“票已售完”的官方说法。

于是，没有票了首先想到了黄牛，现在似乎又找到了旅行社这另一个补丁。旅行社和黄牛，两者之间本无关系，然而在此时却又扮演着同一种角色，于是同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便是这些票都来自于何处，又是出何从票务系统中出来的？旅行社能像黄牛那样拿到票，那么名义上的“没有合作”，在暗地里是否又是另一种场景？

诸多事例证明，黄牛式火车票的倒卖与炒作，往往离不开内部人员的合作，更需要以铁部机构的支持，才能达到“说有就有”的层次。武汉市一位女“黄牛”曾表示，虽然大部分车票都在网上销售，但一些大站始发的直达或快速列车都有一节卧铺车厢是为列车乘务员预留，一般都有空余铺位不对外销售，但找车站计划室还是能拿到票，“每张票加价100元，要是前往成都、重庆等热门方向，价格还得更高点”。如此看来，预留车箱或者座位，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靠山吃山”的生态下，跟旅行社“合作一把”也不足为奇。倒是在此时扮演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才是最让人无以接受之处。

一直以来，铁路部门打击黄牛的过程，其实就是跟“内鬼们”斗智斗勇的经历。然而在“老子查儿子”和“自己查自己”的语境下，其效果自然不难预料。黄牛还没有禁绝，又催生出“旅行社拿票”的暗道，再多的火车票也经不起“跑冒滴漏”的分流。所以，不管涉事方面多么信誓旦旦的否认，但若不能把“为什么旅行社有票”解释清楚，越是坚决的否定，越不过是“此地无银行百两”的欲盖弥彰，反倒会让人坐实“必有隐情”的质疑。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怕就怕知道问题不改正，反正用各种方式掩盖。旅行社的票从何而来理应明确交待，唯有勇于面对公众之质，并下决心坚决查清事情真相，堵死各种内生规则，才能让铁路票务更加透明，平等购票权才能获得保障，“诡异来源”才不至于成为行业之乱的讽喻。

9. “尾气检测”怎么成了“金钱检测”

何勇海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国务院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文要求，对尾气排放不达标车辆不得发放环保合格标志，不得上路行驶。然而，记者在京津等地调查发现，在一些尾气检测的地下交易链条中，环保部监制的环保合格标志竟可花钱获得，濒临报废期限的“问题车”只花* 00元就能免检上路。（* 月1日《南国今报》）

机动车尾气检测暗藏造假腐败，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每一次曝光，即使像此番是由吉印通 社报道的，似乎都激不起多大的舆论反响，更莫说引起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这恐怕是不应该的。一旦媒体陷入“曝光疲劳”，机动车尾气检测造假，或许会更加肆无忌惮。

目前我国从上到下，都在加强大气污染源管控，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切莫让机动车尾气检测造假，普遍拖累我们的空气质量改善。要知道，截至201*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1.* * 亿辆，根据多地环保部门的公告，汽车尾气排放已成我国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造成雾霾、灰霾及光化学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尾气检测造假、买标卖标成公开秘密，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便被大大抵消。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机动车尾气检测的造假风盛行？表面上当然是利益驱使——各地检测站工作人员与“车虫”内外勾结，将尾气检测当作谋利工具，不管哪种机动车，哪怕濒临报废的“问题车”，只要肯花钱就能通过，有些检测人员甚至公开提供收费“包过”服务，“让你过你就过，不让你过就过不了”。权力寻租空间如此之大，尾气检测怎会不成“金钱检测”？

深层次看，尾气检测造假盛行，也因有管理漏洞可钻。其“婆婆”众多——公安交管部门管审核结果，环保部门管标准，物价部门管价格，小小一个检测站至少三个部门在分环节监管，看似都在负责，却是谁都难负责，正如“九龙治水水不治”。比如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上了路，谁来复检与处理，处理哪一个部门？这些部门甚至可能结成利益链，形成利益格局，共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从多处报道看，检测站实际经营者，也有可能是环卫、交通等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财政自收自支，工资奖金靠自己挣。将尾气检测当作以权谋私工具，令国家环保标准形同虚设，也就难以避免。据说还有检测站被承包给私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参与分红，弄虚作假现象更是成倍涌现。除检测市场混乱外，据说各地检测尾气的办法也各不相同，千奇百怪，也给检测鱼目混珠提供了机会。

上述管理漏洞如不能弥补，机动车还会大量为我们的空气增加污染物。早有专家建议，应统一全国重点污染地区尾气检测方法；加快相关标准、法规、规程和技术要求的制定、补充和修订；推进车辆检测报告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尾气检测数据真实有效；加大对检测机构、检测设备作假、作弊的查处力度。这些确实应该是相关部努力的方向，以共同守护好我们的蓝天白云。

10. 终身追责专治“期权腐败”

汪昌莲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原副巡视员王世坤，201* 年本已“平稳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然而，随着201* 年1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的一纸宣判，宣告他将要在监狱里度过1* 年漫长的禁锢生涯。（* 月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领导干部任职有期限，但责任追究和反腐败，是没有“期限”的。一旦查实存在腐败问题，无论离职时间长短，不管身在何处，都将会一追到底，绝不姑息。这就是备受公众期待的终身追责制度，在四中全会中已明确提出。退休贪官王世坤被判入狱1* 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今后，在终身追责制度面前，一旦有官员涉及腐败，即便是离职退休，也很难“安全着陆”。

目前，针对领导干部离职的监督主要是离职审计，一旦审计合格，几乎可以“安全着陆”，确保今后高枕无忧。如此语境下，不仅让一些盲目决策者或贪污腐败分子，因离职逃过追责，更容易引发“期权腐败”问题。“期权腐败”这种权钱交易行为，由于潜伏期长、隐蔽性强、收益灵活，很容易躲过责任追究和法律制裁。而终身追责制度，可以说是医治“期权腐败”的灵丹妙药。

事实上，从三中全会开始，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部署终身追责制度。201* 年12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刊发三中全会《决定》解读文章指出，“实施责任追究应该终身追究，无论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或者职务有什么样的变动，该追究责任的都要追究。”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而在此前，实行终身追责，已有现实案例。如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退居二线* 年后，被重启调查并“落马”。

因此，终身追责倒逼终身履责。应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凡有公权处，皆有问责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当然，终身追责制度的指向，不是简单的事后追究，而是从源头上督促行使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建立起责任意识，对自己的岗位、权力和决策，真真切切地负起责任来。在当下，这非常有利于推动领导干部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的建立。特别是，终身追责制度，将倒逼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终身履责。

11. 削减文艺评奖让文艺不再“名利”

何勇海

文化部近日发布消息，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取消精简一批文艺评奖项目，总体将减少* 0%以上。目前各类全国性文艺奖项* 1个，将减少* 0%左右；曾经获得批准的评奖活动共10项，拟取消* 项；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节庆活动，一般不设奖、评奖；由文化部及所属司局或单位举办的各类比赛、展演等活动，原则上取消评奖。（* 月2日《天天商报》）

文化部削减* 成以上文艺评奖，可谓正当其时。文艺奖项，本应是文艺创作不断繁荣、精神产品不断丰富的反映，但凡事应该有个度，多了就可能亵渎真正高含金量的作品。眼下，要问我国到底有多少文艺奖项，除了相关主管部门，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而且，一个又一个新的奖项仍在不断冒出来，动辄冠以“全国”、“中国”命名，让人不由得产生“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

文艺奖项过多，必然过滥，有的重复设奖，有的为评奖而评奖，有的则违规设奖、乱收费用，使奖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和功能。尤其是，频频曝光的“内幕”与“黑箱”，更是让一些奖项成为“人情奖”“关系奖”，公信力大大降低，比如影视剧评奖频下“双黄蛋”。一些文艺创作者不仅没有看穿这些，反而变本加厉地把评奖当作创作“指挥棒”，四处追逐文艺奖项，以沽名钓誉。本应属于一方净土的文艺圈，沦为“汲汲名利场”。

文艺评奖的这些乱象，在今年2月得到了集中反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文化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直指要害，锁定文化系统五大贪腐隐患，其中之一便是，文艺评奖过多过滥，存在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等问题。不少专家为此建议，应最大程度规范、适当减少评奖活动，增加评奖公开透明度。此番，文化部削减* 成以上文艺评奖，正是对此的积极响应，文艺圈圈里圈外，定然是乐观其成。

不过，如何让削减文艺评奖产生实效，着实考验相关部门。200* 年* 月，中宣部就颁布了《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明确要求规范评奖程序，重新审批各类奖项，全国性文艺奖项必须“瘦身”。此后，全国性文艺评奖由* * 个减至1* 个。十年过去了，文艺奖项又开始“增肥”，此番“瘦身”如何确保文艺评奖的泛滥现象不反弹，当是首要考虑的，不然会如同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要确保不反弹，削减文艺评奖就不能玩“数字游戏”。哪些奖项被撤销或保留，都应明明白白公示于众，以确保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知晓，以免遇到本已消减的奖项仍在“借尸还魂”却浑然不知；文艺奖项被削减，组织机构也没必要继续存在，不然恐会炮制其他名目继续圈钱；要转变文艺工作考核评价方式，不以奖项论英雄；对评奖腐败也要“零容忍”，严禁相关部门打招呼、拉选票，干预评奖，以打掉寻租空间，维护文艺奖项的公正性。

12.高龄农民工何以慰藉残破的夕阳

朱永华

* 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在2.7* 亿农民工里面，* 0岁以上的占到了17%，具体到数字超过* * 00万，在一些仍然存在着重体力劳动的工厂，他们正在老去，已经老去。* 0岁、* 0岁，有的甚至超过70岁，他们，被媒体称作“高龄农民工”（* 月2日央视）。

就在还没有看到这则新闻的昨天下午，笔者下楼在小区附近遛弯，看到一处下水道有几位农民工正在清理维修，在五人当中至少有* 位看上去明显* 0岁，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茬印证着岁月的沧桑，在和一位看上去年龄最老者的闲聊中得知，他已经* * 岁，早已儿孙满堂，从农村来到这里打工，完全是因为他自称的“闲不住”，因为儿子一家住在我们这个小区，老伴过来带孙子，留下他一个在乡下不放心，也就跟着过来，干上这份工作，除了“闲不住”以外，老人坦诚也是为了减轻儿子负担，问起是否有养老金时，老人憨厚的笑笑：都是些临时活，哪有那玩意。

显然，类似没有养老金“那玩意”在高龄农民工中不在少数，据报道中说，根据前段时间的调查，在武汉还有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 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这意味着他们非但享受不了正常的退休待遇，到了是在干不动累倒的那一天，除了接受儿女赡养之外，得不到任何保障收入，伴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未来”，的确让人堪忧。

很多高龄农民工，自幼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勤劳、朴实，劳动已经成为他们长期生活的一种习惯，“闲着身上难受”是众多高龄农民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托词”，但事实上，真要是经济状况充裕，不需要他们继续“卖体力”的时候，他们也很想像很多城市退休老人那样，用遛弯、聊天、打牌等娱乐来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是家庭经济的“窘迫”促使他们“闲不住”，更是家庭各种负担和压力迫使他们一闲下来就会“身上不舒服”，就会“生病”，这些从事艰苦岗位的高龄农民工，看上去虽然都很“健康”，其实大多都是在坚持，是某种毅力掩饰了身体的很多病患，一旦累倒之后，早已百病缠身，一些年逾花甲甚至古稀的农民用“打工”来步量夕阳，既是一种无奈，也是我们文明社会本不应出现的悲哀。

高龄农民工过度消磨健康，让夕阳不红；而尚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他们自身对养老保险认识的模糊甚至漠视，也使得自己夕阳残破或从未体验过夕阳之美，就匆匆告别人生。让农民工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也能享受到灿烂的夕阳，这不只是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文明与进步，更关系到数千万高龄农民工实实在在的民生，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比例的增长速度至少在10年以内，还会明显攀升，应当说现在“补牢”犹未为晚。

针对老龄化加快的现实，我们在鼓励身体健康的中老年人适度就业，从事某些力所能及职业的同时，政府当对一些体力劳动强度较高的行业企业，在招聘员工的年龄上应有所限制，禁止录用* * 岁以上或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从制度上消除高劳动强度岗位上的高龄农民工。其次是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脚步，让岗位不稳定的农民工有一个养老金的稳定保障，以此鼓励和吸引农民工参保积极性及参保意识，确保他们老有所养。另外，政府和社会还应在新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方面进行积极引导，逐渐摒弃“辛劳一辈子”的传统生活理念，让安享晚年成为新生活的价值观，用健康和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托起农民工明天的夕阳。

1* .“应急车道之堵”验证救护惩戒机制效力

堂吉伟德

昨日是五一小长假首日，成都各条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高峰，侵占应急车道的大军开始出没。截至昨晚* 时，成都商报* 收到了网友所拍的* 000余张曝光图片。在成都绕城高速应急车道上，甚至出现了私家车在前面跑，救护车在后面鸣笛也不让路的情况。（* 月2日《成都商报》）

网络调查显示，不避让救护车的私家车占到* 0%，甚至有些还恶意超车，原因多方面，有不知道要避让的，也有知道但蓄意不加避让的，当然更多的是知道要避让，但不知道该怎么让，或担忧因避让而违章的。在时间就是生命的状况下，“急救车”被阻挡在路上，最终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01* 年，北京一辆救护车载重伤者救治，尽管鸣笛但仍无车让道，* 公里路开了* 0分钟，最终致伤者死亡。

在国外，救护车的“优先路权”在法律上获得了绝对保障。比如在新加坡，不给救护车让道的车辆司机将会被扣分罚款，严重的还会被监禁半年；德国急救车在鸣响警笛后，在道路上几乎可以“横冲直撞”,如果其他车辆在可以让路的情况下没有让行，造成交通事故后急救车不负任何责任；在美国，违者可能遭吊销驾照和扣除分数的处罚。国内的道路交通法规定，遇到救护车执行任务，车辆行人都应避让。不过由于缺乏操作规范，不避让缺乏风险而让有些人无所顾忌。

对此，深圳等地方在出台地方法规时，明确了不避让者要被“罚款扣分”，补强了法律层面的缺失，也使不避让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交警部门表示，深圳市民对主动避让救护车的意识逐渐加强，避让率由原本的* 0%提升到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管部门无法做到“时刻盯着”，如何让不避让者受到惩罚，还需要有效的信息反馈和收集通道，否则即便不避让，也会因为缺乏证据而逃避处罚。

不占用应急通道本属于最基本的交通常识，在救护车发出警报的情况下，居然还有1* 辆车无故阻挡，其性质可谓十分严重。问题在于，这些车主之所以无所顾忌，一方面在于法律对惩戒机制的规定不详细，存在法律上的漏洞；另一方面则在于缺少证据收集方式，让其心存侥幸。而要提升惩戒机制的效力，就需要补齐证据收集的方式，让违法行为能被迅速曝光和反映，并成为相关执法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

从国际通行做法看，一是要给救护车加装车载监控系统，实时录制路面情况，对不避让或阻碍救护车的车辆进行取证；二是提倡和鼓动社会参与，让“随手拍”成为公众监督的有效方式，并以此培育全民共治的良好环境。当每个人都能扮演“执法者”的角色之后，“执法难”的困局才会破解，“知法犯法”的行为才会少点。从整治环境污染，到做好安全生产，再到治理交通陋习，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才能形成合力并最终达到“共治”。否则，即便执法部门再强势，违法处罚再严重，不能破解“执法难”的瓶颈，都可能徒具形式美感。

“应急车道之堵”验证救护惩戒机制效力，从利他的利益取向出发，做一个“该出手就出手”的人，显然并非简单的法律命题。激活社会公共责任，还需要从提升认识起步。

1* . 治理不合理低价给旅游市场吹来清风

叶祝颐

记者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从* 月1日起，国家旅游局展开治理“不合理低价”专项行动。这意味着此前以企业为主导进行混战的旅游市场，将首次迎来政府参战。（* 月2日《京华时报》）

虽说低价旅游很经济，但是伴随低价旅游的是强迫消费、半路甩客等旅游业痼疾。低价旅游并不实惠。《旅游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背离价值规律、低于经营成本的旅游报价实际上涉嫌违法。《旅游法》已于201* 年开始实施，然而，一些旅游电商与旅行社依然以超低团费揽客，强迫消费屡禁不止。有报道说，因为不满意游客消费低，云南一导游大骂游客。《旅游法》管不了旅游行业乱象，不由得让人摇头叹息。

游客出行本是为了亲近山水、放松身心，结果掉入旅行社设计的“低价陷阱”。游客高兴而去，扫兴而归，既在游客心中划下伤痕，也伤害了旅游市场的健康肌理。国家旅游局展开治理“不合理低价”专项行动，给旅游市场下了一场监管及时雨，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据业内人士介绍，团队旅游市场的现状是，由于门票、住宿、餐饮费用不断上涨，旅游市场竞争白热化，旅行社多采取压低旅游报价的手段，吸引客源，然后从旅游质量打折、频繁安排购物等环节中补足。多数导游不在旅行社拿工资，或者底薪非常微薄，他们的收入依赖于游客购物、参观自费景点，从中获取佣金、回扣。而且笔者发现，越是旅游市场开发较早的地方，这个问题越突出。导游吃回扣、拿提成的潜规则更是十分盛行。

低价揽客也好，导游要挟游客也罢，旅游业界乱象的背后早已潜伏着旅游市场失控的危机。虽然不少地方一直在提倡无障碍旅游，但面对购物、拿回扣等敏感问题时，都免不了落入地方保护主义的俗套。而且目前导游人员普遍缺乏归属感、旅行社竞争压力及导游短视的行业潜规则使导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导游的低水平服务伤害了民众的旅游热情，透支旅游市场潜力。

但并非不理解旅行社的成本压力与导游的生存压力。在市场经济时代，既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那是不现实的。清除“不合理低价”带来旅游涨价的现实问题，公众并非不能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旅行社不能用低劣的旅游服务伤害民众的旅游热情，透支旅游市场潜力。

旅游行业低价吸引游客，增加购物频率，黑导游横行，直接撞了《旅游法》的红灯。旅游行业大幅提高团费吸引不到客源，沿袭低报价潜规则，增加购物频率，游客又不满意。这对矛盾貌似不可调和，其实不然。

国家旅游局展开治理“不合理低价”专项行动，要求旅行行业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招徕游客，有利于旅行行业合法有序竞争，为游客提供透明的消费环境。但是治理“不合理低价”专项行动会否成为旅游行业大幅涨价的借口，游客经济负担会否增加，旅游市场如何博弈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何提高旅游品质，值得探讨与思考。旅游局规范旅游行业管理，清理零负团费潜规则，旅游产品报价走向透明、真实，有利于提高公众旅游质量，无疑应该不折不扣得到落实。

对此，旅游行业不仅要主张自身利益诉求，打击不合理低价旅游，而且要在提高服务质量方面下工夫。如果旅游行业无序竞争状态被打破，旅游报价回归合理水平，游客旅游质量得到保证，旅游潜规则逐渐消除，旅游业界声誉好转，对于实施国民休闲计划，激活公众观光热情，大有裨益。否则，不合理低价旅游屡禁不止，黑导游依然横行市场，对景区、旅行社、导游、游客都没有好处。

1* . “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

汪昌莲

“汽车开得快阎王最喜爱”“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五一小长假首日，全国多地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为提醒司机安全行车，山西高速交警也是蛮拼的，晒出“雷人安全标语”。有人觉得好玩好记，有人觉得被“雷到”。（* 月2日《现代快报》）

显然，这是一条带有公益广告性质的宣传标语，倡导人们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行车。然而，就因为创意缺乏，设计雷人，让这个标语变得粗俗不堪，违背了制作标语的美好初衷。标语宣传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因此，倡导文明行为，绝对不能采用不文明的方式。而这些“雷人安全标语”，既不雅观，又不文明，不仅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反而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

一座城市或一个部门，为了向外界推介自己，或为了推进一项工作，打出一个展示自身特质的宣传标语，本是值得肯定的事情。然而，在某些城市，特别是某些部门，受文化底蕴不足的限制，以及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的影响，便虚张声势地打出标新立异的宣传标语，要么连自己都看不懂，要么先把自己吓蒙，大有“语不雷人誓不休”的架式。可以说，现今层出不穷的宣传标语，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低俗、空洞、缺少人情味，这无疑是城市文化的缺失。

特别是，一些城市打出的宣传标语，明显缺少思想内涵和文化风骨，有的为了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热衷于玩文字游戏，打低俗、色情的擦边球。譬如，江西宜春那个饱受诟病的“一座叫春的城市”，本想玩点文字技巧，通过“叫春”增强这个标语视觉冲击力，不料却弄巧成拙，踩了低俗文化的“红线”。即便是最终改成了“一座春的城市”，又成了一个没有地方特征、没有文化品位的“通用粮票”。

可见，雷人安全标语，有违文化安全。雷人标语频现，虽然对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构不成太大的影响，但绝对有损城市文化形象。特别是，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地方魅力与竞争力的真实体现。而宣传标语，是地方文化浓缩后的精华。宣传标语没文化、不文明，折射出某些城市“重经济，轻文化”的偏执行政思维。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必须本着对城市文化负责任的态度，对标语进行严格审查，不符合文明规范和文化精神的雷人标语，坚决不能让其公开“示众”；已经挂出来的雷人标语，应坚决拆除，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雷人标语炮制者必要的惩戒。

1* . 最大的伪装是对权力的“伪监督”

朱昌俊

一边身穿朴素旧衣，一边受贿敛财千万；一边重抓廉政建设，一边借干部升迁大收红包。一路受贿、一路伪装、一路提拔，系列违法乱纪行为持续长达1* 年之久。* 月初，广西贺州市原副市长毛绍烈一审获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00万元。随着“吉印通 视点”记者的深入调查，其“双面人生”逐步浮出水面。（* 月* 日吉印通 网）

戴开裂皮带、穿旧衣服、塑料凉鞋……这样的穿着确实很难令人将之与一名市长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是贪污受贿千万的。但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而言，毛绍烈的如此伪装其实一点也不高明。真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伪装可令其在长达1* 年的时间里一路畅通无阻，实现边腐边升。

在领导、同事和朋友、亲属面前，毛绍烈从不“露富”，一则说明毛绍烈贪腐的兴趣可能确实不在穿着方面，而是另有“癖好”，比如在私下里，其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且长期沉迷于收藏奇石的奢侈“雅好”，仅买“黄龙玉”便花费数百万元。二来说明他对于监督的警惕性意识很高。但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毛绍烈违法违纪1* 年后才东窗事发只是隐蔽得好。

事实上，从当前大量落马官员的经历来看，“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双面官员”其实并不在少数。就常识而言，问题官员在落马前作一些伪装和自我掩护以求自保乃本然反应。也正因为此，强调对于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和官员财产公示才显得必要。换言之，与其说“双面官员”难被查处是因为伪装术高，不若说是权力的监督仍旧存在太多的缺陷，以至于官员只要稍稍伪装一下就可轻易规避监督。

仅以毛绍烈为例，其除了在穿着等外在表现上显得低调，运用权力谋私的手法其实一点也不隐蔽。毛绍烈严格控制接触商人的范围，只与熟悉的老板进行权钱交易，甚至为了让敛财办事更隐蔽，毛绍烈在重要岗位强行安排“自己人”——相较于一些官员的强势风格，在权钱交易上，毛绍烈确实显得更谨慎。不过，其强行逼迫班子领导同意他的提拔任用意见，肆意插手工程审批，这么明显的违规，为何还能一路绿灯？一把手的权力蛮横到此为何未能被及时制约和查处？难道仅仅是因为其在穿着打扮上伪装得好？

至于毛绍烈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找县纪委领导研究廉政工作，印发廉政警言警句，制作反腐倡廉的台历等，同样不应该作为对其监督不力的借口。首先，官员谈廉政与其自身是否廉洁并无必然联系，这是常识；其次，作为一把手，谈廉政建设，只是其分内工作之一，亦不具有任何指向性。甚至有官员在落马当天仍在作廉政报告。

说到底，“双面官员”的称谓，其实更多只是伪命题。在不同场合作出不同的表态与形象展示，其实只是人性趋利避害的条件反射，官员同样如此。而在现代政治中，正是意识到官员的权力一旦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监督，就可能出现人前人后不一的做派，才认识到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可以惊诧于“多面官员”的极大反差，但就反腐倡廉而言，对于所有官员，还需剔除道德评价的惯性，意识到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才是让官员能够“真实”起来的唯一药方。

传统语境中，我们常常习惯认为贪官之所以能够躲避监督是因为太“狡猾”，譬如“多面官员”。而置于建立现代化的权力运行监督体制语境下，类似说法中的某些内涵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它更多将官员的腐化堕落视为是官员自身的道德原因，而未认识到有效的制度监督缺乏，才是根本要害所在。这对于建立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体系无疑是不利的。就此而言，“双面官员”的教训中，最应该被汲取的恰恰是权力的“伪监督”。而要防止“双面官员”的出现，意识到这一点，更是一切制度建设的开始。

17.霸气“恶导”是如何炼成的？

邓海建

最近，云南省女导游在带团工作岗位上辱骂游客强迫购物消费的行为，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曝光后，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国家旅游局立即责成云南省旅游委尽快查明事实，对损害游客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月* 日中国新闻网）

又是云南，又见恶导！在旅游车上全程* * 0°不换气开骂游客的女导游，估计要为其职业生涯付出沉重代价了：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执法总队2日回应称，目前已就此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从重从严从快对相关旅行社和导游进行处理。是的，《旅游法》不会闲着，旅游也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法外之地。

不过，就在不久前的今年年初，网上同样曾曝出一段时长约* 分钟的视频，一男性导游同样连珠炮似地口爆污秽之语：“一路下来，一分钱没有消费的话，比卖淫更可耻……丽江欢迎你，云南欢迎你，欢迎你来干嘛？是欢迎你来消费！”如果总结一下，大多“恶导”谩骂游客的新闻，几乎都是因为同一个缘由：购物。无论是香港爆出谩骂游客甚至大打出手的“阿珍”、“阿蓉”，抑或是将团友行李扔下车的“阿樱”，乃至动辄以“道德和良心”来胁迫游客的云南导游，几无例外，发飙的导火索都是嫌团友购物太少。

“不消费，良心在哪里？”如此荒谬的逻辑，为何屡屡成为“恶导”凌辱游客的凶器？这个问题，倒也不难回答。譬如旅游车上游客的沉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在屋檐下”，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被“恶导”戳中某个软肋——团费低到离谱的行程，旅行社真的是慈善机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消费领域“羊毛”薅不出，导游成了“杨白劳”也不是个传说。这样一想，善良的游客难免少了争执的底气。何况，穷山恶水上演的丛林法则，也不是没有先例。

说这些的意思，自然不是为“恶导”背书，而是要明白一个基本道理：畸形的旅游市场一日不转型，点到为止地惩戒一两个“恶导”，终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几年，除了《旅游法》之外，禁止零负团费的行动也不少：譬如今年初，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明确禁止以“零负团费”等虚假宣传招徕游客；辽宁等地方立法也对“零负团费”行为祭出10万元罚单……但从执行效果来看，似乎并不太理想。譬如来自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的数据显示：201* 年，支队对违反旅游法律法规的1* * 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罚，其中，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等几类案件，占全部案件总数的* 9.9%。而201* 年伊始，几家OTA还热闹推出“一元出境游”，尽管很快被国家旅游局下架，但市场业态可见一斑。

经济发展了，旅游亦是刚需。眼下，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综合性产业，与旅游相关产业达110多个；在入境旅游方面，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入境旅游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早在201* 年，旅游业直接间接就业总人数就达* * * 1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 %。在这样的背景下，“厕所革命”也许迫在眉睫、“游客黑名单”也要马不停蹄，但更为迫切的追问是——超低价旅游市场衍生的种种乱象，究竟何时才能终结？

霸气“恶导”既是失范旅游市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整顿市场秩序、转型发展模式，这都不是惩戒一两个“恶导”能解决的问题。中国旅游市场行稳致远，还是要把既有制度与规范落到实处才好！

1* .边界越清晰，规则意识越易养成

李劭强

* 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图文《这些地方风景虽好,开会可别去！》，提醒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到八达岭-十三陵等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月* 日《现代快报》）

到景区开会，这在一定阶段已成为一种惯例。虽然，对于到景区开会的必要性和目的，人们普遍心中肚明，但是因为见怪不怪，因为大家如此，因为故作不知，到景区开会还是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福利”——开会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到景区旅游和度假，也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有时开会只是一个借口和噱头，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到景区去游玩。

所以，才会弄出很多开会、考察与景区根本没有关联的闹剧出来。公众时常不能理解，为何开某个主题的会，非要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景区？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一种牵强的遮掩。但是，对于那些习惯到景区开会者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只要钱能批下来，只要到景区开会没有被曝光，到景区开会就会成为一种无需讨论的必要。反正，他们拥有话语权，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到景区开会就不是个事。

可问题是，到景区开会在浪费着公款。不排除，一些会议因为主题的相关必须到景区去开，但更多的情况是，景区旅游成为顺带的福利，甚至成为开会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他们看到在景区开会成为一种习惯时，自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就难免造成公权力的公信力下降——当一个部门和机构习惯了揩公款之油，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肥时，即便这种选择只是一种无意识，公众也会失望。只是公众的这种反感并没有形成有效约束，已经存在的规则，也没有让那些习惯到景区开会者形成敬畏。一句话，规则意识还未养成。

这时，就需要厘清权力的边界，通过边界的厘清，培养对应的规则意识。规则意识其实并不复杂也不抽象，规则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具体到是否能到景区开会问题上，虽然，无关会议不能到景区开早已被制度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还不如“哪些景区一定不能去”来得更具体，更彻底。这种清晰的界定，防止了打擦边球的行为，这时任何多余的借口都会反映出顶风作案的嚣张；同时，这种清晰的界定，也可以避免公众情绪的强烈反弹，当一些景区已经成为舆论热词时，到这些景区开会的行为已经成为不能揉入眼中的沙子。当边界被厘清时，需要做的只能是遵守。对于被约束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找，他们也不可能再抱着侥幸的心理去试探。这就是厘清边界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界意识是规则意识的表层。边界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规则意识的形成。当边界模糊时，无论模糊的原因是客观的，还是主观故意的，都需要外界来再次厘清边界。直到，边界越来越清晰，成为一种自觉，内心的规则意识就可以逐渐形成。因此，明确21个景区不能开会就具有了针对意义：它在以明确的表态和清晰的界定，告诉人们这些景区是开会时不能前往的“禁区”。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这21个景区就获得了相对安全，景区开会的行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尽管，这不能杜绝所有的到景区开会的行为，但是随着边界越厘越清，禁区越扩越大，到景区开会的行为就会得到根本改善。

沿着这个思路，越来越多的边界需要厘清。比如，到景区开会必要性的边界在哪里？有了这个边界，人们就知道哪些会议是不能到景区开的。比如，到景区开会的行程该怎样安排，费用该如何报销？有了这个边界，人们就不能浑水摸鱼，以为有了开会的名义，所有的花销都有了着落。当然，还有不能前往开会景区范围扩大的问题。对于一些心急的网友来说，干脆所有景区都不允许前往开会，这样岂不是一了百了，彻底解决了到景区开会的附带问题？这个建议看起来心急，但基本思路还是对的。一个规范的社会，必须有清晰的边界意识；而有了边界意识，规则意识也就可以随之养成。这就是现代社会厘清边界的重要性所在。

19. 1* 元米饭，到底公道不公道

高亚洲

201* 年* 月2日，有关媒体报道了“华山景区山顶宾馆米饭卖1* 元”的消息。该消息一经报出，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评论和关注，景区在知悉这一消息后，也迅速的开展核实调查，今天华山景区就此事件进行说明，称事发宾馆位于华山东峰，食材及生活垃圾需人工运输，成本较高；经营点实行明码标价、自愿消费原则，不存在消费欺诈等问题。(* 月* 日《华商报》）

一碗米饭要价1* 元，关于贵不贵其实无须辩驳，关键是看贵得是否有理由？根据该景区经营方的回应，理由无非有二：一是成本高；二是自愿消费，没有强买强卖。考虑到景区的现实条件，成本偏高，倒也是不能理解的。再者说，无论是成本还是价格，都能体现到数值上来，通过摆出具体的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利润，再得出这1* 元一碗的价格是否公道，其实并不难。

遗憾的是，在经营方的回应中，虽然罗列出不少推高成本的名目，但是唯独不见最有说服力的数据，看不到数据，再站得住脚的成本罗列，那也不过是矫情的“诉苦”。毕竟，虽然成本偏高跟价格偏高会有必然的联系，但与一碗米饭能不能要价1* 元，实在没有直接的线性逻辑关系。而再放眼到菜谱其他价格来看，动辄这菜价就带* 或* ，看起来虽然“顺眼”，很明显是没有经过合理的数据运算，虽不说是随心所欲，但至少也能看出其中的“歪门邪道”。

事实上，在回应中后文的一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所谓的“成本偏高说”，其实是有点苍白无力的。在回应的最后一段，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对于游客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整改，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降低和控制各项成本费用，逐步通过管理水平的提升调整回落山上餐饮及商品的价格。换句话说，这成本是可以降低的，餐饮及商品的价格是可以调整回落的，而从此前的“成本偏高说”来看，每一项成本似乎都是言之凿凿，不容辩驳的，而且也完全没有提及“管理水平”上的问题，为何在舆论聚焦后，这些“成本”问题就可以有得商量了呢？那么，一个直接的质疑是，此前罗列出的“成本偏高说”，到底是不是生硬的敷衍呢？

而关于“明码标价、自愿消费原则”，更是看起来苍白无力了。无论是价格法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抑或是从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来讲，必须恪守的原则包括公平、公开、公正等，那么从这以1* 元米饭价为代表的菜谱来看，虽然是“明码标价”，也确实没有发生类似“导游破口大骂旅客”的事，但是，这就是能说明这公平、公开、公正了吗？从公平来讲，能看到消费者的话语权吗？从公开来讲，除了看到菜谱上的价格，消费者又还能看到什么信息呢？所谓的明码标价、自愿消费，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问题，而是在市场大环境下，基本的交易原则和行为规范。

作为景区配套的餐饮机构，其最应优先保证的功能在于景区服务，做好了服务，又能恪守市场交易原则，并不妨碍其在牟利上的追求，以简单粗暴的“成本偏高说”和“自愿消费说”，也不过是漏洞百出的自说自话。当一碗米饭都看不到公道，又何来的景区形象呢？当自身形象不再，游客们所能选择的自然是用脚投票，到那时，恐怕就不是一纸“回应”所能摆得平的事了。

20. “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

堂吉伟德

“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饱受诟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再次引发网友声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前出师表》石刻，被一名游客恶意刻字“路培国一游”，并刻明时间，显示为201* 年* 月* 0日。此事在网上引起关注，散打艺术家李伯清也发微博谴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举报：这个叫“路培国”的，三年前曾在杨升庵的《临江仙》上题字，这次敢来武侯祠撒野，这是犯罪！（《华西都市报》* 月* 日）

“路培国一游”接连出现，在不同地点不同文物载体上刻字，这种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其性质可谓严重。前不久，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旅游行业的“黑名单”制度得到正式实施。无论刻在石刻上的字，是“路培国”本人的名字，还是假借于他人之名的恶搞，在实施旅游新政以约束旅客行为的大背景下，“路培国”的行为无疑于公然挑衅。自然，对如何发挥“黑名单”制度的作用，也提出了现实性挑战。

将旅游不文明行为纳入诚信体系，难在破解“执法难”的瓶颈，既涉及到谁来收集信息，又涉及到如何收集信息。依照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县、地（市）、省级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游客不文明行为”采集报送等工作。然而不文明行为如何收集，如何上报，谁来收集和谁来上报，却没有具体的指引。为此，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两项旅游业行业标准，赋予了导游、领队将举报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权利，不过囿于各种因素，这种途径和渠道其实并不可靠，也无以做到应举报而尽举报。

“路培国一游”的刻字行为之所以频繁发生，跟其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受到处理有直接关系。其行为没有风险，实施者自然就无所顾忌。发现、制止和处罚不文明行为，首先是要基于信息的反馈之上，如果离开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参与，单纯依靠公共管理部门的力量，难免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中。“路培国一游”考验旅游新政效力，一方面要让“黑名单”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能成为摆设。这需要旅游主管部门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基础上，做好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共用。比如对于路培国的真实性，可以先查询购票记录，再与公安人口登记网络进行核实，并调取各种视频进行核对，以尽快让始作俑者显露真容。

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提倡人人都要扮演好信息反馈者、举报者的角色。相关部门不妨像食品安全举报一样，设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机制，提倡和鼓动社会参与，让“随手拍”成为公众监督的有效方式，并以此培育全民共治的良好环境。当每个人都能扮演“执法者”的角色之后，“执法难”的困局才会破解，“知法犯法”的行为才会少点。虽然“随手拍”的合法性广受质疑，然而通过一些地方交通和不文明整治的效果来看，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合力并达到“共治”当为优先方向。

在国外，不文明行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德国对于不文明行为的罚款明码标价且标准不低；在美国，乱扔杂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而且还是违法行为，严重者甚至要服刑；日本对乱倒垃圾者处罚非常严厉。最严厉的是处* 年以下拘役、罚款1000万日元以下。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于不文明行为的处理，相仅仅是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围绕道德的一切制度设计，都因为过于宽泛而很难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说，要解决“到此一游”等诸多不文明现象，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与水平已迫在眉睫。